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 题：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
中新财经 吴家驹
“默克董事会对于中国的投资毫不动摇，默克在中国深耕近百年，不搞短期，信仰长期主义。”近日，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安高博指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完善、本土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中国秉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正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断完善业务布局。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高博：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见证了中国迈向高科技国家的转型之路。
中国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十年的非凡变革、开放及创新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过去十年中国正在以一种堪称奇迹的“中国速度”大力推动创新，显著增强科技实力，积极拥抱数字化、人工智能或生物医药等未来趋势，向高科技国家的目标稳步迈进。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智能驾驶、生物制药等新技术开发应用走在全球前列，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常态。
同时，默克有幸能够深度参与并贡献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并与中国市场共同创新、共同成长，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中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见证者。
中国是默克全球的重要战略市场和增长引擎。自1933年在上海建立第一家公司以来，近百年来默克扎根中国，坚定本土化策略，迄今已发展壮大成为在全国拥有20多个实体、4500多名员工的在华跨国公司。默克的三大业务板块——医药健康、生命科学和电子科技，目前也都已全面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投资布局。纵观默克在中国的所有业务，过去十年我们的总投资达到了约55亿元人民币。
中新财经：近些年，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鼓励外商投资力度。默克对于现在中国市场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
安高博：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同时也感受到了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包括高效的政府办公效率、外商投资法的进一步深化落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等等。中国对于我本人和默克而言，都有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我们根植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有着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以服务企业为根本的思维，汇集人才、金融和产业为一体的商业氛围。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现在的一站式服务，这加快了外企项目的落地，减少了复杂的申请环节。我们广东创新中心的成立就受益于“中国速度”，从第一次和广东政府的会见到项目开业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同样我们已经落成的M Lab™上海协作中心和电子科技中国中心，都获益良多。
其次，中国已经发展了完整的产业链基础，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默克把电子科技业务和生命科学全国运营总部设立于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今天上海已发展为我们跟中国客户交流的枢纽，默克诸多业务的研发、生产和客户合作中心均在上海落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创新中心的发源地。默克携手中国合作伙伴不断推动新技术和新应用，也为默克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壮大源源不断输送着优秀的人才。2019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了在华首个创新中心，并宣布设立1亿元人民币种子基金，助力中国初创企业。
默克的战略与中国的“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方面高度吻合，默克从事的主要业务也符合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范畴，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链接触以及创新引擎作用将使我们能更好地深耕中国市场，携手本地合作伙伴共同推进中国乃至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新财经：您认为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有哪些吸引力？
安高博：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立意，强调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也为外企后续在华发展获得更多利好的细节政策支持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指引。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完善、本土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中国秉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正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断完善业务布局。而从更广阔视野来看，中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巨大市场，更是影响全球发展态势、构成企业全球战略成效的重要因素。
中新财经：作为一家在医药健康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企业，默克如何看待中国医药健康领域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我们坚信，中国作为医药大国，无论接轨全球，还是本土创新，未来中国医药健康行业仍将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中共二十大精神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指导下，中国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特别是提升医药健康的服务质量、可及性及创新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于开放、创新的环境，同时借助加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东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逐步完善和优化，且充满活力，这将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带来福祉。但在此过程中，创新疗法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是中国医药创新面临的一大挑战。
默克一直与中国紧密合作，加快将关键药物本地化生产，并持续研发新药以满足本地病患需求，且投资建立研究和创新中心，持续整合默克及产业链的先进科技和制造等专长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携手本地合作伙伴，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加触手可及、更高效便捷的医药健康服务。
中新财经：今年5月，默克宣布了在生命科学和电子科技领域的两项重大投资。默克为什么选择在中国投资这两个领域？如何看待这两个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中国“十四五”规划发布时，我们便注意到默克的三大业务领域与中国当前的阶段性发展重点高度契合，并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策战略方向一致。默克积极支持中国生物技术和电子科技行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医院和患者提供先进的药品，并为积极创建“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绿色中国”奉献我们的力量。
在电子科技领域，从笔记本电脑到智能手机，从液晶电视到各类可穿戴智能设备，中国如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生产国，更是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新冠疫情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以及中国加大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我们将迎来数据爆发式增长和电子产业进一步快速融合发展，中国市场正处于潮头浪尖。
我们相信，默克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未来新一代电子科技发展将是明智之举。我们也希望以此积极参与并融入中国未来的数字经济和创新生态，尤其是通过材料创新来助力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等一批新兴数字科技的发展及应用。
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生物制药市场，在政策支撑、人口老龄化/慢性病、疫情挑战等带来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生物医药市场潜力巨大，未来仍将是黄金赛道之一。通过与科学界深入合作，解决生命科学中棘手的问题是默克生命科学的目标。
近些年来，默克生命科学不断扩大全球战略布局，加强自身在华及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建设，并积极与本土合作伙伴及行业专家紧密合作，以切实推动科学研究，提高药物研发和生物制药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力求为获取准确可靠的诊断和检测结果提供安全的保障。
中新财经：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是否会对默克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2022年，全球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新冠疫情复燃等因素使得中国及企业均面临巨大的压力。
但现在中国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相信，尽管短期内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足动力。
同时，在复杂环境下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积极信息。例如，今年正值中德建交50周年，德国政府近期也释放出积极友好的信号，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是全球化“让很多的繁荣成为可能”，德国与欧盟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这令包括默克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感到获得了支持。同时，中国经济所展现的韧性以及中长期稳中向好的趋势，也令许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愿意在此深耕。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发展的长河中总会面对不稳定和变化的浪潮，我们需要保持长远的目光，坚定的信心，致力于长期发展。而默克作为一家拥有354年历史的全球性企业，长期的信赖建立于不变的承诺与行动，默克董事会对于中国的投资毫不动摇，默克在中国深耕近百年，不搞短期，信仰长期主义。
默克会继续基于对中国市场需求的深刻洞察，以领先科技为基点，以数字化、健康、绿色可持续为导向，在生命科学、医药健康和电子科技三大领域持续深耕，持续扩大投资孵化范围和本土化创新力度，不断拓展在华业务版图和潜在领域，与本地创新企业、政府机构进行通力合作。
我们满怀好奇地展望未来，这是科学和技术的未来，也正是能够在中国得以深度塑造的未来。(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1分快3地图 |
